經(jīng)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之后，趙匡胤在原后周的基礎(chǔ)上，利用兵變奪得政權(quán)，建立了趙宋王朝。不久，對國內(nèi)各割據(jù)勢力用兵，在軍事打擊與政治壓力之下，各割據(jù)政權(quán)相繼覆亡，終于完成了全國的統(tǒng)一。鑒于唐末以來的藩鎮(zhèn)割據(jù)的教訓(xùn)，宋朝建國之初，就采取了削減州郡長官權(quán)力、改任文人的做法。同時又收奪各高級將領(lǐng)兵權(quán)，且經(jīng)常更換軍隊駐屯地區(qū)，從而大大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，形成所謂“偃武修文”的政治制度。其結(jié)果，雖使國家倍受北方少數(shù)民族的軍事威脅，但因政府對文人的優(yōu)厚待遇，以及隋唐以來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，促使宋代的文化較以前又有更進一步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蘇州經(jīng)過隋唐五代的發(fā)展之后，到北宋時期，其繁盛之狀超過以往。朱長文在《吳郡圖經(jīng)續(xù)記》中說：“錢氏有吳越，稍免干戈之難。自乾寧至太平興國三年錢傲納土，凡七十八年。自錢鍛納土至今元豐七年，百有七年矣。當(dāng)此百年之間，井邑之富，過于唐世，郛郭填溢，樓閣相望，飛杠如虹，櫛比棋布，遠郊隘巷，悉甕以甓。冠蓋之多，人物之盛，為東南冠，實太平盛世也。”在造園方面，高堂廣宅式的府宅園林仍在流行。如祥符進士、兩守蘇州的蔣堂“隱圃”，內(nèi)建“巖扃”、“煙蘿亭”、“風(fēng)篁亭”、“香巖峰”、“古井”、“貪山”諸景，又有溪池、“水月庵”、“南湖臺”等，甚至蔣堂還將溪池風(fēng)光比作“采香徑：’和“明月彎”，并自賦《隱圃十二詠》稱：“危臺竹樹間，湖水伴深閑。清淺采香徑，方圓明月灣。放魚隨物性，載石作家山。”又云：“小園香寂寂，一派曉泱泱。煙草碧彌岸，霜桃紅壓墻。”蔣堂致仕后，日日與賓客宴樂吟唱于此。

　　蘇州更有像朱勐“同樂園”那樣的豪華府園。朱勐原為一介草民，因以花木賄中貴人而得進，繼而以“花石綱”拜官，于是在盤門內(nèi)舊宅起高堂、廣園池。據(jù)稱，這座“同樂園”中建有“神霄殿”、“上善庵”、“糾察司廟”、“雙節(jié)堂”、“御容殿”、“御賜閣”、“迷香樓”、“九曲橋”、“八寶亭”等建筑，僅從題名就能看出這一個暴發(fā)戶的心理。為開浚魚池，他更逼令百姓“棄田虛室”。其園大一里，內(nèi)廣植牡丹，珍木奇石不計其數(shù)，儼然可上攀徽宗的“艮岳”。后事敗被殺，園也為當(dāng)?shù)匕傩账鶜А?/p>

　　自唐代晚期以來，文人造園漸成風(fēng)氣。這種園林一改以往府宅園林的那種追求華麗壯觀的舊習(xí)，將隱逸山居的純樸、雅致引入城市居宅。這到宋時，開始變得十分普遍。像李格非《洛陽名園記》所載19處作者親歷的名園，大半為公卿士大夫的園宅別墅。同樣，在蘇州的這種風(fēng)氣，較洛陽并不遜色，像蘇舜欽的“滄浪亭”、朱長文的“樂圃”等，就屬于此類園林。園中固然仍是山水花木，但其中的旨趣大改。他們是將花園當(dāng)作隱逸山林，用以排遣胸中的郁憤，因而在形式上追求更多的山林野趣。

　　蘇舜欽的“滄浪亭”，原為前朝孫承{;占的池館，入宋后已見荒蕪。當(dāng)年蘇舜欽因遭排擠而南下蘇州，見其地“草樹郁然，崇阜廣水，不類城中”，于是決定構(gòu)宅建園。盡管此園也有“珍花奇石，曲池高臺”，但在蘇舜欽自己的《滄浪亭記》中，卻未作太多的描寫，只是講：面對著前竹后水、澄川翠干、光影風(fēng)月，“時榜小舟，幅巾以往，至則灑然忘其歸，觴而浩歌，距而仰嘯，野老不至，魚鳥共樂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，觀聽無邪則道以明。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，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，隔此真趣，不亦鄙哉!”用山水自然來平撫遭受的不公，這其實已超越了園林本身的物質(zhì)特性，是將其精神的意義展示在自己或別人的面前。

　　與蘇舜欽一樣，朱長文也將自己的“樂圃”當(dāng)做隱逸之所。在他看來，“大丈夫用于世，則堯其君，舜吾民，其膏澤流乎天下，及乎后裔，與稷、契并其名，與周、召偶其功;茍不用于世，則或漁，或筑，或農(nóng)，或圃，勞乃形，逸乃心，……窮通雖殊，其樂一也。”由于他在舉進士后傷足而“不肯從吏趨”，所以就想用園居隱逸的方式了卻終身。其園也是前朝錢氏所構(gòu)的園林，宋時已散為民居，幾度轉(zhuǎn)手后為朱長文的祖母所得。朱長文年輕時，原打算改造后作為其父的歸老之地，不想其父去世，此園就成了自己的歸隱之所。園中建有“邃經(jīng)堂”、“見山岡”、“墨池亭”、“筆溪”、“招隱橋”、“西澗”、“西圃”、“西丘”諸勝，園內(nèi)林木蔥郁，古樹盤根抱柯，極有雅致。另有畦圃，栽培四時名花、日用藥草以及時蔬鮮果，不僅用于奉賓娛親，而且親自灌園耕耘，以實現(xiàn)他前述的理想。

　　偃武修文的平靜生活，不久就被金人的金戈鐵馬所打碎。金兵破汴梁擄走了徽、欽二帝，康王南渡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權(quán)。雖然在南宋初年，有岳飛、韓世忠等將領(lǐng)及北地民眾的奮勇抗金，一度帶來了“中興”的希望，但以高宗為首的統(tǒng)治集團，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但無意恢復(fù)中原，反而打擊和殺害堅持抗金的將領(lǐng)，對金人割地納幣，以換來茍安東南的局面。鑒于最高統(tǒng)治集團終日沉湎于臨安的山清水秀和歌舞升平之中，上行下效，諸多的公卿大夫，也在周邊經(jīng)濟繁庶、物產(chǎn)豐富的地方營宅造園，縱情享樂。因而當(dāng)時的吳興成了官宦主要的退居之地，僅周密《吳興園林記》所載他“常所經(jīng)游”的園林，就有36處之多。

　　南宋的蘇州，雖較吳興遠于臨安，而且在建炎年間，其城池已被金人焚燒幾盡，但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形成后不久，城市又很快得到重建，繁華不減當(dāng)年。所以人們也將這里當(dāng)做最理想的居住地之一，營園建宅未嘗停歇。

　　范成大的“石湖別墅”，是南宋蘇州最著名的園林。石湖在蘇州(當(dāng)時為平江府)盤門西南10里，為太湖的內(nèi)灣。當(dāng)年水面東西廣4里，南北長9里，周約20里，湖東田圃相矚，水港紛錯;湖西山嶺起伏，諸峰映帶，水光山色頗為勝絕。周圍還有眾多的古跡名勝。范氏原居于石湖之畔，范成大年輕時，家境較貧寒，一直為衣食而奔走，曾有“若有一廛供閉戶，肯將蔑舫換柴扉”之嘆。直到29歲中進士，步人仕途。之后一帆風(fēng)順，歷任處州(麗水)知府、知靜江(桂林)府兼廣西道安撫使、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等職，成為南宋詩次凈為智最為顯達者。范成大在居官之時，就開始了改建舊居、興造園墅的工程。《蘇州府志》稱其別墅中有“農(nóng)圃堂”、“北山堂”、“千巖觀”、“天鏡閣”、“玉雪坡”、“錦繡坡”、“說虎軒”、“夢漁軒”、“綺川亭”、“盟鷗亭”、“越來城”等景物。范成大自撰的《石湖賦》中云：“筑農(nóng)圃湖山之觀，聳碧城琨閬之丘。岫幌納千峰之秀，云莊開萬壑之幽。夜月兮嬉漁;春風(fēng)兮芳洲。渺煙波兮鷗鷺，適忘機之樂;度雪橋兮龜魚，聽柱杖之游。至于水靜鵠立，林幽鶴鳴。漾湖光于幾席，占山影之臺亭?；郁右圆?，目欣欣其敷榮。菡召兮十里，瑯干兮滿城。其他幽芳奇觀，間見層出，又不可殫舉而悉名。”據(jù)此可知，別墅有著極為優(yōu)美的景致。園有四時名花，外借湖山之景，當(dāng)年時有名人以詩文盛贊其勝。一次周必大過此，夜宴園中，留詩于壁，稱甲于東南，范成大謝以言重。周則云：“吾行四方，見園池多矣，如薌林、盤園(都是當(dāng)時最負盛名的園林)尚乏此趣，非甲而何?”后來范成大親歷二園，憶及前言，不無得意地說：“余非敢以石湖夸，……使余有伯恭(薌林的主人)之力，子嚴(盤園的主人)之財，又得閑數(shù)年，則石湖真當(dāng)不在薌林、盤園下耶!”范成大在為官期間，就時常到此小住，游山泛湖。及其晚年以疾告退，榮歸故里，就以此為宅，自號“石湖居士”。孝宗親書“石湖”二大字以賜，被鐫刻于山石之上。范成大61歲時，曾居石湖別業(yè)一年，寫下了《四時田園雜興》60首。他用清新的筆調(diào)，描繪了石湖周圍鄉(xiāng)村生活的各個側(cè)面，展示出當(dāng)時豐富多彩的風(fēng)土民情，因而被譽為田園詩人的代表作。

　　范成大后來因嫌石湖稍遠，不能日涉，就在城中府第之南別營一圃。他閱杜光庭的《神仙感遇傳》所寫的吳民胡六子泛海、漂至范老村遇見陶朱公的故事，大喜道：“此吾里吾宗故事，不可失也!”于是題園名日“范村”，刻兩朝賜書于堂上，額題“重奎”。其北又葺古桃花塢，園中三分之一植梅。姜白石曾有《梅花令》詠此，題下注有“以宅南隔岸有圃，日梅村。梅開雪落，竹園深靜……”之句。范成大晚年，以自己平生所植梅，撰《范村梅譜》一卷。此外，“范村”也曾栽菊，范成大又撰《范村菊譜》一卷。